以笑为刃刺穿不良职场文化的假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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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article><section data-type="rtext">过去初入职场的年轻人，或许听过这样的长辈“教诲”：要学会听弦外之音，要是错过了“话里有话”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老板问你“现在忙不忙”，简单的一句话，把你变成《不差钱》里的小沈阳：是该说忙呢？还是不忙呢？类似的心理博弈催生了职场人心照不宣的网络段子：老板夹菜你转桌，领导开门你上车……这个时候，山东IP就成为评论区万众期待的存在，或求助，或调侃，人们想要见识高情商大省的满分作业，以某种戏谑的心态默认了圆融背后的荒诞。近期上映的《特立独行》，把这些时刻扩展为一个无处不在的职场生态，即便是刀枪不入、上天入地的超级英雄，也被困在一个由填表、鼓掌、敬酒、送礼等核心动作组成的表演程式中。电影利用人物口音、建筑风格等再明显不过的刻板印象，把网络上流传的东北文化场景，强力扩大为既魔幻又现实的普遍生存状态。近年来国内喜剧电影在处理某些现实议题时，极为熟练地将讽刺对象置于一个安全的过去时态。《西虹市首富》中的贫富议题和巨额资金的来源问题，借助港台演员与电影人物间的高度绑定，导向上世纪末以来的海外投资；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在翻拍日本原片时，把帮派斗争置于一个高度戏剧化的舞台空间，捏和了民国时期的上海风情和港片时代的草根叙事。可以说，喜剧电影总是解构宏大叙事以获得笑料，又自觉将叙事时空移置于某个过去时态，以获得足够的审视距离来激发批判的强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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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于看惯了好莱坞政治惊悚片、讽刺喜剧片的观众来说，可能对《特立独行》的处理不甚意外。从故事时空而言，超级英雄对抗外星人的世界观设定，在这部电影中完成了对此时此地的情感结构勘测。如果我们视为消费对象的未来景象——当然多数是由漫威超级英雄电影所描述的——就在我们身边发生，我们习焉不察的“现在”，能否提供一种有别于个体精英叙事的解决方案？喜剧不负责崇高，但喜剧试图给出答案。美国理论家詹姆逊在阅读科幻小说时曾说，我们对于未来最富有活力的想象，也不过是对我们所在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情境的反映。如其所言，《特立独行》抛开了美式超级英雄片对“发现你自己”古典箴言的现代演绎，找到了今日中国文化现场最具戏剧张力的题材：职场。从2023年的《年会不能停！》，到近几年脱口秀节目中的“职场吐槽”赛道，职场题材已被青年喜剧演员提炼出诸多性格鲜明的舞台角色。《特立独行》可谓集大成者：一个欺上瞒下的领导（县长王心灵），一个狐假虎威的中层（县长小舅子胡作昌），一个深谙人情世故的老油条（老夏），一个嚣张跋扈的官二代（赵金丰），以及一个能力出众却直来直去的职场新人（“飞银”王长海）。如果我们对比多年前的《红灯停，绿灯行》《背靠背，脸对脸》，黄建新电影是针对社会转型时期整体市侩化的警示，《特立独行》的职场讽刺更像是一次标靶清晰、力度适中、后果可控的试射，目标直指破坏规则的具体个人。故事开端，王长海从月球基地回到莱茵县，推倒王心灵题词的石碑，铺平因煤矿挖掘导致的塌陷道路；戏剧高潮是对上述情节的重复，王长海力挽狂澜帮助了百姓，只不过这一次，“王心灵”从符号变成了真实的肉身。而结尾更值得玩味，以猝不及防的情节反转，把故事从“放逐坏人，恢复秩序”的经典落幕时刻，推向一个短促而有力的反讽瞬间：电影只能提供一个想象性的解决，却无法消除故事矛盾产生的根源。“只有他死了，大家才能活。”必须说，这是一句相当推诿，又充满无奈的舞台化台词。为了把核心矛盾的解决聚焦在县长王心灵身上，同时避免观众对这一脸谱化角色的现实映射，主创团队必须调动王心灵这一角色的所有潜能，使他既符合观众对无良领导的固有印象，又能服务于电影荒诞不经的背景设定。张国强以出色的演技完成了这一任务。他自如地在“张国强扮演的领导”和“坏领导扮演的好领导”之间切换，使“表演”本身成为电影故事得以成立的元叙事。王心灵被莱茵县群众当街拦下后，发表了一番豪言壮语，随后地面出现裂缝，王心灵被“飞银”救走，他在惊怒之下指责“飞银”破坏了他情绪饱满的表演，话锋一转，把扮演好干部的戏瘾一股脑丢给了“飞银”：“如果真有一天，在我和老百姓当中，你只能选择救一人的话，你一定毫不犹豫地选择百姓”。区别于“看不得百姓受苦”然后“开快点”的解构，这段真假难辨、一气呵成的表演，最终成为“飞银”解释不救县长救百姓的官方说辞。当然，《特立独行》并不满足于性格冲突带来的即时喜剧效果，而是有意紧扣社会议题，对不良职场文化进行批判。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的确存在着这样“演技”精湛的人。表演，似乎从文艺领域的技术问题，扩展为一个理解青年文化和职场风气的方法论。今天流行的“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”，不正是一个“国王的新衣”式的后见之明？当我们在电影中目睹反派王心灵遭到“天谴”，大感快慰的同时，也必须认真地回顾王心灵那堪比专业演员的微表情、手势、形体、台词、语气。如果不是电影提供的全知视角叙事，我们是否还能辨别慈眉善目背后的虚情假意，甚至包藏祸心？对演员演技的赞赏之余，更应警惕这类“表演”在现实生活中所带来的破坏力。影片最后的闪回，同样是一个拆穿表演的真相时刻：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似乎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。既然我们已经将“表演”视为支撑电影逻辑的内在核心，那么不妨再次指认这个荒诞故事中另一个没穿衣服的国王，或者说一个没穿披风的超级英雄：王长海在“救县长”和“救百姓”的两难情境中，并不存在能力的局限，也无圆满的正义论逻辑。王长海第一次碰到“电车难题”时的实用主义，和最终抉择时暗含的道德主义，两者与影片真正想要讨论的问题，构成了一个同构性的叙事变奏：我们固然受累于数字理性所搭建的绩效空间，但我们因朴素的惩恶扬善之心，转向名为公平正义的道德高地时，是否以另一种方式，认同了职场文化中的权力逻辑？这份关于道德与权力的同构性反思，正是影片超越段子式喜剧、抵达现实深度的关键所在。（作者许磊为中国美术学院视觉中国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）</section></article>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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