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NCHnShKCFC作者:陈全ent.huanqiu.comarticle“狂热分子”卡曾斯:电影是增进彼此理解的绝佳方式之一/e3pmh1jtb/fs9nk6km6【环球网报道 记者 陈全】近日,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(以下简称“上影节”)如期而至。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部影片齐聚一堂,竞逐“金爵奖”国际影片评选。除此之外,多个展映单元也为影迷们带来了丰富的国际影片。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再度携手上影节,共同打造了“艺述英国”(UK Focus)放映单元,精选五部风格迥异的英国当代佳作以及一部英伦经典电影集中展映,以多元影像语言深化中英两国在电影艺术及人文领域的对话与交流,为专业电影人以及不同背景的广大文化艺术爱好者,搭建起观影与互动的空间。电影节期间,记者采访到了“艺述英国”展映单元的入选艺术家之一马克·卡曾斯(Mark Cousins),与他聊了聊参展新作《对更深层事物的突然一瞥》(A Sudden Glimpse to Deeper Things,2024)以及更多和电影相关的故事。谈艺术创作“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收音机,尝试捕捉大量噪声中的清晰信号。”——费德里科·费里尼“揭示电影内在和影响的最好方式,就是通过电影本身。”——马克·卡曾斯《对更深层事物的突然一瞥》聚焦英国现代艺术先驱威廉米娜·巴恩斯-格雷厄姆(Wilhelmina Barns-Graham)的创作历程。巴恩斯-格雷厄姆1912年生于苏格兰,40年代开始进行抽象和结构主义的艺术实践,始终关心自然界中的结构和形式。1949年,她在瑞士格林德瓦冰川之巅经历了一场灵魂震颤的顿悟,彻底颠覆其艺术轨迹。此后,她以画笔为媒介,深入冰川的物理肌理与哲学本质。将冰层的裂痕、流动与永恒凝固为画作,也是其最出名的作品系列。因其艺术贡献,巴恩斯-格雷厄姆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,作品被泰特美术馆、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知名艺术机构收藏,大卫·林奇、大卫·鲍伊等各界艺术家也都收藏过她的画作。在影片中,卡曾斯用他独具特色的视听语言串联起巴恩斯-格雷厄姆代表性的冰川画作、私人日记和历史档案。英国著名演员蒂尔达·斯文顿(Tilda Swinton)亦于片中惊喜献声。2024年,影片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(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)获得“水晶地球仪”最佳影片。“当我制作不同主题的电影——比如艺术、城市、童年等——时,我总是追求‘诗意’,而不是‘白话式’的叙述。”卡曾斯告诉记者,这个过程不容易,但对他来说,避免过于“学术化”的平实至关重要:“我希望作品充满活力、音乐性、节奏感等,并在此基础上捕捉我的主题,无论是艺术家的笔触、黎明时分的城市,还是孩子的顽皮想象力。”此前,卡曾斯曾执导过多部以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(Alfred Hitchcock)、奥逊·威尔斯(Orson Welles)、琳达·迈尔斯(Lynda Myles)以及杰瑞米·托马斯(Jeremy Thomas)等电影业者为主角的纪录片,和长达15小时纵横影史的纪录片《电影史话》(The Story of Film:An Odyssey),出版了《宽银幕:观看·真实·人物·别处》(Widescreen:Watching. Real. People. Elsewhere)等多部著述,擅长以电影解释电影,也因此被冠以“电影狂热分子”的称号。“揭示电影内在、分析影片逻辑以及展示它们如何影响我们,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电影本身。当然,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谈论电影,但影像更好,因为它们能够尽情展示和讲述,以文字所不具备的方式‘活’着。在我的关于电影的影片中,我们能够直接地、富有想象力地、充满激情和洞察力地进入这一世界。”正是因此,卡曾斯表示自己的主要创作方式是“以影像为先”。他进一步解释道:“许多电影制作人先从剧本开始,然后拍摄影像来阐释剧本。我则更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,先捕捉那些有趣、生动、具有生活复杂性的影像,然后再用文字来加以解释。所以,我的旁白总是使用此时此地的‘现在时’——‘这个,这里,这是’,而非‘那个,那里,曾是’。”虽然自己的著述被全球影迷奉为“圭臬”,但卡曾斯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批评家,也并非天生的文字创作者。“说实话,上学时候,我的阅读速度就很慢。其实,我脑中的想法更偏向于视觉化的‘小视频’,然后再将其转化为一行行文字。”不过,卡曾斯依然对记者表示,自己十分享受写作:“这一过程是艰辛的,但也是令人愉悦,甚至是迷人的。”他提起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·费里尼的一个比喻,后者曾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收音机,转动旋钮时,大部分时间听到的都是噪音,但突然间就会出现珍贵的清晰信号。“我也觉得自己像一台接收装置!随着神经科学的进展,人们对大脑的了解越来越多,希望有朝一日,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灵感的来源。”作为纪录片大师,卡曾斯也表示,他的许多电影都融合了纪录片元素和更为虚构性的成分。“这种融合为电影人提供了肥沃的创作土壤,客观事实往往能引起情感共鸣,而富有想象力的东西则会从现实世界中‘弹跳’出来,就像在蹦床上一样。不可否认的是,即使演员身着妆容和戏服、处于高度虚构的场景中,也总会带有现实成分;反之,再写实的纪录片镜头,也会带有‘失真’的感觉,因为这是一个被特意提取并反复播放的瞬间,就好像在梦中一样。”不过,卡曾斯强调,在艺术伦理层面,创作者不能对观众“撒谎”,尤其是纪录片制作者。“如果他们设置场景或‘制造’内容,就必须加以说明。否则将会失去所有信任。”谈文化交流“地上摆满了豆袋沙发,观众可以随意吃到自家做的苏格兰点心和三明治。我们的电影节就是这样的。”——蒂尔达·斯文顿“当我走过的地方越多,就越被不同文化的成就所折服。”——马克·卡曾斯影片和书籍成为了卡曾斯传播电影文化的载体,他也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海量粉丝,但卡曾斯却对记者坦承:“老实说,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跨文化传播者。我只是制作一些表达对电影、城市等热爱的影片。但我的确对这个世界充满热情,我曾在世界各地拍摄,从苏格兰开车到印度,走过北京的大街小巷……当我走得越多,就越被不同文化的成就所折服。它们的思想、科学、哲学、建筑,都是如此迷人。”“我总是对那些声称自己国家是地球上最好的说法持怀疑态度,这个世界处处都有精彩和丰富的文化宝藏。”卡曾斯笑言。“就自己而言,我一直热爱中国电影,最喜欢的包括费穆的《小城之春》、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、胡金铨的《侠女》、谢晋的《舞台姐妹》、万籁鸣的《大闹天宫》、吴天明的《变脸》、吴永刚的《神女》和谢飞的《本命年》等等。”对于与中国电影业者的合作,卡曾斯同样记忆深刻。2007年,他携手爱丁堡大学共同举办了一次爱丁堡中国电影节,并亲自担任电影节主席,在英国20个城市放映了来自中国的26部电影,作品年代跨度超过80年,上述他的“最爱”大多包含其中。“电影展还包括了相关的文化、教育、儿童活动,以及由张曼玉和谢飞主持的大师班。我还采访了中国电影的传奇人物谢晋,与他们共度的时光和合作经历是如此难忘。”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,卡曾斯总结道:“电影绝对是增进彼此理解的绝佳方式之一。”2009年,卡曾斯又携手蒂尔达·斯文顿参与了由苏格兰当地政府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、中国电影资料馆及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主办的“苏格兰梦幻电影之旅”主题活动。他们与中国同行一起,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里,用真实及投影的树木营造出一片颇具代表性的苏格兰森林,并在这片“森林”中放映苏格兰电影的经典之作。对于这场活动,联合策展人斯文顿曾诙谐地表示:“地上摆慢了豆袋沙发,活动持续数日,10部片子里有6部都是乏味的,观众可以随意吃到自家做的苏格兰点心和三明治。我们的电影节就是这样的。”谈电影未来“努力展现那些,如果没有你,可能永远不会被看见的东西。”——罗伯特·布列松“人类天生就喜欢宏大叙事的模式,数字技术不会消灭这种需求。”——马克·卡曾斯“努力展现那些,如果没有你,可能永远不会被看见的东西。”卡曾斯则以法国著名导演罗伯特·布列松(Robert Bresson)的名言回应当下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浪潮:“在这个新的时代,当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可以生成影像、剧本和创意时,我总是问自己,人工智能做不到什么?它无法建立哪些联系?这就是我的方向。”他并不完全认同现在的青少年只能集中很短时间的注意力:“当然,年轻人会享受那种快速的刺激,我这样的‘老年人’也是如此。但当你仔细观察他们的世界,比如花上数小时游玩电子游戏,背后其实是复杂的世界观和不断发展的情节。而且他们也会一口气看完精彩的电视剧集,这些作品往往也拥有足够的时长。”“简短的视频片段带来的快速多巴胺刺激,无疑是令人愉悦的,但更长、更慢、更复杂的故事同样令人享受。我认为,人类天生就喜欢宏大叙事的模式,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史诗和传奇故事,数字技术不会消灭这种需求。”卡曾斯提醒记者:“在电影的最初阶段,当影片只有几秒或几分钟长时,一些有‘远见’的评论家表示,人们无法集中注意力超过这个时长。但显然他们错了!”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,卡曾斯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:第一,不要试图照搬好莱坞模式;第二,尊重伟大的电影人并教授他们的作品;第三,投资发展类似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专门学校;第四,兴建更多的电影文化场馆,放映来自各个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优秀作品;第五,致力于发现并培养新一代电影人才。在《宽银幕:观看·真实·人物·别处》一书的序章中,卡曾斯提出了一个问题: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拍电影这样一件要妥协的事情呢?他随即自己回答道:“电影人会回应说,那创作的快感完全值得为之呕心沥血。但我认识的创作者里真正快乐或者能从创作上得到满足的屈指可数。如果他们足够幸运,每隔几年就能拍出新的片子,他们就可以畅所欲言。”话题回到卡曾斯自己身上,“而我呢,我最少每周就有一次机会(通过写作)得以畅所欲言:那是一种为一个点子赋予形式,创造出一个实在事物的美妙感觉。”也许这就是自认“并未成功担起(批评家)重任”,却又热衷于“向繁忙的人们售卖关于电影的想法”的一位“电影狂热分子”的最佳独白。1750580412199环球网版权作品,未经书面授权,严禁转载或镜像,违者将被追究法律责任。责编:相莹弟环球网175064498329211[]//img.huanqiucdn.cn/dp/api/files/imageDir/8b8ec44c93de1a228e396e400a34804du1.png{"email":"huangwenbin@huanqiu.com","name":"黄文斌"}
【环球网报道 记者 陈全】近日,第二十七届上海国际电影节(以下简称“上影节”)如期而至。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千部影片齐聚一堂,竞逐“金爵奖”国际影片评选。除此之外,多个展映单元也为影迷们带来了丰富的国际影片。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再度携手上影节,共同打造了“艺述英国”(UK Focus)放映单元,精选五部风格迥异的英国当代佳作以及一部英伦经典电影集中展映,以多元影像语言深化中英两国在电影艺术及人文领域的对话与交流,为专业电影人以及不同背景的广大文化艺术爱好者,搭建起观影与互动的空间。电影节期间,记者采访到了“艺述英国”展映单元的入选艺术家之一马克·卡曾斯(Mark Cousins),与他聊了聊参展新作《对更深层事物的突然一瞥》(A Sudden Glimpse to Deeper Things,2024)以及更多和电影相关的故事。谈艺术创作“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收音机,尝试捕捉大量噪声中的清晰信号。”——费德里科·费里尼“揭示电影内在和影响的最好方式,就是通过电影本身。”——马克·卡曾斯《对更深层事物的突然一瞥》聚焦英国现代艺术先驱威廉米娜·巴恩斯-格雷厄姆(Wilhelmina Barns-Graham)的创作历程。巴恩斯-格雷厄姆1912年生于苏格兰,40年代开始进行抽象和结构主义的艺术实践,始终关心自然界中的结构和形式。1949年,她在瑞士格林德瓦冰川之巅经历了一场灵魂震颤的顿悟,彻底颠覆其艺术轨迹。此后,她以画笔为媒介,深入冰川的物理肌理与哲学本质。将冰层的裂痕、流动与永恒凝固为画作,也是其最出名的作品系列。因其艺术贡献,巴恩斯-格雷厄姆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章,作品被泰特美术馆、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知名艺术机构收藏,大卫·林奇、大卫·鲍伊等各界艺术家也都收藏过她的画作。在影片中,卡曾斯用他独具特色的视听语言串联起巴恩斯-格雷厄姆代表性的冰川画作、私人日记和历史档案。英国著名演员蒂尔达·斯文顿(Tilda Swinton)亦于片中惊喜献声。2024年,影片在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(Karlovy Vary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)获得“水晶地球仪”最佳影片。“当我制作不同主题的电影——比如艺术、城市、童年等——时,我总是追求‘诗意’,而不是‘白话式’的叙述。”卡曾斯告诉记者,这个过程不容易,但对他来说,避免过于“学术化”的平实至关重要:“我希望作品充满活力、音乐性、节奏感等,并在此基础上捕捉我的主题,无论是艺术家的笔触、黎明时分的城市,还是孩子的顽皮想象力。”此前,卡曾斯曾执导过多部以阿尔弗雷德·希区柯克(Alfred Hitchcock)、奥逊·威尔斯(Orson Welles)、琳达·迈尔斯(Lynda Myles)以及杰瑞米·托马斯(Jeremy Thomas)等电影业者为主角的纪录片,和长达15小时纵横影史的纪录片《电影史话》(The Story of Film:An Odyssey),出版了《宽银幕:观看·真实·人物·别处》(Widescreen:Watching. Real. People. Elsewhere)等多部著述,擅长以电影解释电影,也因此被冠以“电影狂热分子”的称号。“揭示电影内在、分析影片逻辑以及展示它们如何影响我们,最好的方式就是通过电影本身。当然,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谈论电影,但影像更好,因为它们能够尽情展示和讲述,以文字所不具备的方式‘活’着。在我的关于电影的影片中,我们能够直接地、富有想象力地、充满激情和洞察力地进入这一世界。”正是因此,卡曾斯表示自己的主要创作方式是“以影像为先”。他进一步解释道:“许多电影制作人先从剧本开始,然后拍摄影像来阐释剧本。我则更倾向于反其道而行之,先捕捉那些有趣、生动、具有生活复杂性的影像,然后再用文字来加以解释。所以,我的旁白总是使用此时此地的‘现在时’——‘这个,这里,这是’,而非‘那个,那里,曾是’。”虽然自己的著述被全球影迷奉为“圭臬”,但卡曾斯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位批评家,也并非天生的文字创作者。“说实话,上学时候,我的阅读速度就很慢。其实,我脑中的想法更偏向于视觉化的‘小视频’,然后再将其转化为一行行文字。”不过,卡曾斯依然对记者表示,自己十分享受写作:“这一过程是艰辛的,但也是令人愉悦,甚至是迷人的。”他提起意大利著名导演费德里科·费里尼的一个比喻,后者曾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收音机,转动旋钮时,大部分时间听到的都是噪音,但突然间就会出现珍贵的清晰信号。“我也觉得自己像一台接收装置!随着神经科学的进展,人们对大脑的了解越来越多,希望有朝一日,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种灵感的来源。”作为纪录片大师,卡曾斯也表示,他的许多电影都融合了纪录片元素和更为虚构性的成分。“这种融合为电影人提供了肥沃的创作土壤,客观事实往往能引起情感共鸣,而富有想象力的东西则会从现实世界中‘弹跳’出来,就像在蹦床上一样。不可否认的是,即使演员身着妆容和戏服、处于高度虚构的场景中,也总会带有现实成分;反之,再写实的纪录片镜头,也会带有‘失真’的感觉,因为这是一个被特意提取并反复播放的瞬间,就好像在梦中一样。”不过,卡曾斯强调,在艺术伦理层面,创作者不能对观众“撒谎”,尤其是纪录片制作者。“如果他们设置场景或‘制造’内容,就必须加以说明。否则将会失去所有信任。”谈文化交流“地上摆满了豆袋沙发,观众可以随意吃到自家做的苏格兰点心和三明治。我们的电影节就是这样的。”——蒂尔达·斯文顿“当我走过的地方越多,就越被不同文化的成就所折服。”——马克·卡曾斯影片和书籍成为了卡曾斯传播电影文化的载体,他也在世界范围内收获了海量粉丝,但卡曾斯却对记者坦承:“老实说,我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很好的跨文化传播者。我只是制作一些表达对电影、城市等热爱的影片。但我的确对这个世界充满热情,我曾在世界各地拍摄,从苏格兰开车到印度,走过北京的大街小巷……当我走得越多,就越被不同文化的成就所折服。它们的思想、科学、哲学、建筑,都是如此迷人。”“我总是对那些声称自己国家是地球上最好的说法持怀疑态度,这个世界处处都有精彩和丰富的文化宝藏。”卡曾斯笑言。“就自己而言,我一直热爱中国电影,最喜欢的包括费穆的《小城之春》、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、胡金铨的《侠女》、谢晋的《舞台姐妹》、万籁鸣的《大闹天宫》、吴天明的《变脸》、吴永刚的《神女》和谢飞的《本命年》等等。”对于与中国电影业者的合作,卡曾斯同样记忆深刻。2007年,他携手爱丁堡大学共同举办了一次爱丁堡中国电影节,并亲自担任电影节主席,在英国20个城市放映了来自中国的26部电影,作品年代跨度超过80年,上述他的“最爱”大多包含其中。“电影展还包括了相关的文化、教育、儿童活动,以及由张曼玉和谢飞主持的大师班。我还采访了中国电影的传奇人物谢晋,与他们共度的时光和合作经历是如此难忘。”也正是因为这些经历,卡曾斯总结道:“电影绝对是增进彼此理解的绝佳方式之一。”2009年,卡曾斯又携手蒂尔达·斯文顿参与了由苏格兰当地政府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、中国电影资料馆及北京电影学院联合主办的“苏格兰梦幻电影之旅”主题活动。他们与中国同行一起,在中国电影资料馆里,用真实及投影的树木营造出一片颇具代表性的苏格兰森林,并在这片“森林”中放映苏格兰电影的经典之作。对于这场活动,联合策展人斯文顿曾诙谐地表示:“地上摆慢了豆袋沙发,活动持续数日,10部片子里有6部都是乏味的,观众可以随意吃到自家做的苏格兰点心和三明治。我们的电影节就是这样的。”谈电影未来“努力展现那些,如果没有你,可能永远不会被看见的东西。”——罗伯特·布列松“人类天生就喜欢宏大叙事的模式,数字技术不会消灭这种需求。”——马克·卡曾斯“努力展现那些,如果没有你,可能永远不会被看见的东西。”卡曾斯则以法国著名导演罗伯特·布列松(Robert Bresson)的名言回应当下社交媒体上的短视频浪潮:“在这个新的时代,当计算机和人工智能可以生成影像、剧本和创意时,我总是问自己,人工智能做不到什么?它无法建立哪些联系?这就是我的方向。”他并不完全认同现在的青少年只能集中很短时间的注意力:“当然,年轻人会享受那种快速的刺激,我这样的‘老年人’也是如此。但当你仔细观察他们的世界,比如花上数小时游玩电子游戏,背后其实是复杂的世界观和不断发展的情节。而且他们也会一口气看完精彩的电视剧集,这些作品往往也拥有足够的时长。”“简短的视频片段带来的快速多巴胺刺激,无疑是令人愉悦的,但更长、更慢、更复杂的故事同样令人享受。我认为,人类天生就喜欢宏大叙事的模式,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史诗和传奇故事,数字技术不会消灭这种需求。”卡曾斯提醒记者:“在电影的最初阶段,当影片只有几秒或几分钟长时,一些有‘远见’的评论家表示,人们无法集中注意力超过这个时长。但显然他们错了!”对于中国电影的未来发展,卡曾斯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:第一,不要试图照搬好莱坞模式;第二,尊重伟大的电影人并教授他们的作品;第三,投资发展类似北京电影学院这样的专门学校;第四,兴建更多的电影文化场馆,放映来自各个时期和不同国家的优秀作品;第五,致力于发现并培养新一代电影人才。在《宽银幕:观看·真实·人物·别处》一书的序章中,卡曾斯提出了一个问题:为什么一定要去做拍电影这样一件要妥协的事情呢?他随即自己回答道:“电影人会回应说,那创作的快感完全值得为之呕心沥血。但我认识的创作者里真正快乐或者能从创作上得到满足的屈指可数。如果他们足够幸运,每隔几年就能拍出新的片子,他们就可以畅所欲言。”话题回到卡曾斯自己身上,“而我呢,我最少每周就有一次机会(通过写作)得以畅所欲言:那是一种为一个点子赋予形式,创造出一个实在事物的美妙感觉。”也许这就是自认“并未成功担起(批评家)重任”,却又热衷于“向繁忙的人们售卖关于电影的想法”的一位“电影狂热分子”的最佳独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