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今年的‘飞天奖’简直成了‘红剧’颁奖礼。”9月8日晚，北京市上班族刘卓妍一直挂在网上，守候第27届“飞天奖”的结果，“想看看陪伴我两年时光的电视剧演员们，现在是什么样子。”她一遍遍地刷新网页，当看到孙红雷凭借《潜伏》获得优秀男演员奖时，她忍不住尖叫起来。
从《士兵突击》开始，刘卓妍发现，“红色影视剧”越来越好看了，身边看“红剧”的人也越来越多了，“和朋友聚会聊天时，常常感觉大家心有灵犀，谁说起一句台词，总有人能接下一句。”
近日，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狐新闻社区，对4037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95.7％的人表示喜欢看“红色影视剧”，其中49.3％的人表示“非常喜欢”。参与调查的人中，仅1．0％的人没看过“红剧”。
“没想到港台的朋友也爱看‘红剧’”
“我和先生很久没有这样一起看片了。”广东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教师林玲说，他们夫妇平时喜欢的影视剧题材不一样，总是各看各的，“没想到让我们靠在一起看的电视剧，是一部‘红剧’——《潜伏》。对我触动最大的不是谍战戏，而是余则成和翠平的相濡以沫、共同进退。现在年轻人的家庭会遇到各种问题，如果互相帮助，两人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近。”
在北京易中创业科技有限公司职员史真真看来，“红色影视剧”表现更多的不是“小家”，而是“大家”。她觉得，从《亮剑》的李云龙开始，当下“红剧”里的英雄人物有了很多性情和弱点，更有亲近感，不像前些年的人物那样高、大、全。“现在剧中人物的爱国情感和坚定信仰，让人感觉自然而然，是落到实处的行动，不是说教。”
本次调查显示，74.0％的人认为“红剧”表现的爱国主义情怀永不过时；59.1％的人说“革命的激情、精神与当今青年的奋斗愿望是一致的”。
第27届“飞天奖”评委、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彭吉象，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，“红色影视剧”的流行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分不开的。人们已从物质追求过渡到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，形成了当今青年追求精神力量的审美趣味。“这次获‘飞天奖’长篇电视剧一等奖的作品中，从《闯关东》的顽强拼搏，到《戈壁母亲》的执著奉献，再到《士兵突击》‘不抛弃，不放弃’，这些主题都和现在年轻人的奋斗精神一脉相承。实际上，这些是我们民族精神在不同时代的表现。”
“没想到港台的朋友也爱看‘红剧’。”北京市某图书公司职员于波，近来在MSN上多次收到港台朋友希望他帮忙买碟的请求。聊天中，他们表达着对李云龙和许三多的痴迷。
北京电视台总编辑张晓说，北京电视台今年选择的“国庆献礼剧”，大部分是“红剧”。选片原则是从平凡人物的视角出发，从不同侧面反映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变迁，更加贴近普通观众的感情。另外，他们注意选取历史跨度大的“红剧”，每一部电视剧都可谓一部厚重的历史文化录。
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、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认为，目前“红剧”走红是各方合力的结果，包括各地方宣传部门的投入、商业投入、电视台的支持等。这样创作水平也会相应提高。
“红色影视剧”流行的原因是什么？调查显示，48.1％的人认为是演员演技好，有感召力；24.8％的人认为是因为编剧水平高，剧情引人入胜。
人气超过孙红雷，杜淳荣膺最红的“红色偶像”
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新闻社区联合实施的“谁是最红的‘红色偶像’”调查中，演员杜淳以61.1％的支持率排名第一，35.6％的人选择孙红雷，17.9％的人选择王宝强，接下来是：姚晨（10.1％）、沈傲君（9．2％）、孙淳（6．7％）、苗圃（6.5％）等。
9月8日晚，中国青年报记者终于联系上正在上海拍戏的杜淳，聊及上述民调结果，他笑答：“其实我演过不少各种各样的角色，但显然大家印象最深的，还是我演的‘红色人物’。”
杜淳说，与普通角色相比，演“红色人物”难度更大，“因为历史上有原型，每个观众预先对这个人物都有定位，演员需要做很多功课”。比如《敌营十八年》三部曲，基本把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用江波这个人物贯穿下来，所以杜淳不仅要了解那段历史，还要了解历史原型在当时环境下的生活状态。“我会专门看一些影像、书籍资料，看那时人的言谈举止，抓住特点后，再融入观众能接受的表演。完全照搬历史的话，年轻观众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。”
“我现在每年都会接一部‘红戏’。在保证这个最适合自己的戏路的情况下，再去开拓其他角色。”杜淳说，观众认可一个演员的戏路，太难得了，“演‘红剧’时，革命年代的艰难困苦都会经历到。我最大的收获，就是一种坚持的精神。”
演员王宝强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：“从许三多到顺溜，我自己也成长了很多。拍《士兵突击》那会儿，我总感觉自己拍不好戏，有太多的缺点。但现在，随着经验逐渐增长，自信也慢慢培养起来了，尤其拍《顺溜》时，我总能和花箐导演沟通，把想法跟他说，给角色一些润色。我还学到了顺溜的倔劲儿，眼前如果有一件事或者一部戏，我就一定要不顾一切困难地把它做好，全身心地投入进去。”
“红色偶像”应具备什么特质？调查中，79.3％的人首选“爱国”；其次是“进取”，60.0％的人选择此项。接下来是：有英雄气质（56.3％），道德高尚（54.2％），表演精湛（53.1％），外表俊美（29.2％）。
尹鸿认为，目前“红剧”创作上对人物的塑造进步非常大，往往通过鲜明的甚至有些极致性的人物性格来承载，把宏大的历史背景、人物性格、人物命运融为一体。反面人物塑造也开始性格化、真实化。这对演员的要求就高了，所以影片会选一些实力派演员，而不是光找面熟的。
拍“红剧”要避免过度地用今天的价值观阐释历史
电影《集结号》里的一个场景让史真真记忆深刻：抗日战争胜利后，谷子地在很多木桩做的坟墓前，喃喃地问：“你们怎么都没有名字？爹妈生下你们的时候，你们明明是有名字的。”她当时潸然泪下。“不仅仅是为了电影情节，也是为了革命年代那些无名英雄。”
彭吉象认为，艺术教育和别的方式效果不一样，比如政治课讲爱国主义，完全是理论上的，但“红剧”中都是活生生的例子，以情感人，寓教于乐，对青少年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。
调查显示，63.4％的人认为“红色影视剧”可以提升主流价值观对青少年的影响；63.2％的人表示，“红剧”使一些年轻人开始关注历史了；57.9％的人说“‘红色故事’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，需要不断挖掘”。
“改编历史题材的时候，一定要忠于历史，做到大事不虚，小事不拘。”彭吉象说，大的事件绝对不能虚构，但影视剧的情节或细节过于拘泥，那就变成历史书了。
尹鸿表示，新中国成立后，我们一直在开掘不同的“红色题材”，只是每个时代会有不同的阐释而已。也有过失败的作品，比如用传统概念的东西来理解历史，让历史不鲜活，人物也被概念化了。
“但也要避免过度地用今天的价值观去阐释历史，那样会歪曲历史。”尹鸿强调，有时过度用人性的观点阐释战争年代你死我活的场面，也不符合历史真实，“有些青少年会感觉，那些战争是不必要的，我们何苦要打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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